“用工荒”迫使不少企业都提高了薪酬标准，增设绩效奖金、发放夜班津贴等。中山市一些商会纷纷商议，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上调30%。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明确表示，今年深圳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温州企业用工需求也大幅增加，多数工种的月平均工资达到了1400元，较去年增加了一二百元。
但专家表示，要吸引频繁流动的工人，也远非涨工资一项所能解决。目前，尽管沿海地区普遍上调了最低工资线，但细究产业工人工资构成，多为“最低工资+加班工资”，即使最低工资上调，其综合收入亦难有明显增长。相较于工人日复一日高强度的机械劳作，整体福利水平并无更大吸引力。
“民工荒是件好事。一些血汗工厂必须反思，仅仅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以赚取劳务费，绝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从这种意义上说，民工荒也是中国产业升级、转型的契机。”人保部就业促进司有关负责人对记者坦言。
新一代新诉求
20岁的周正福来自四川乐山，已在南京闯荡了六年之久。他现在在南京一家大型加工厂上班，月工资高达2700元，远远高于四川老家乐山的收入水平。但他并不认可当前的这份工作，正准备跳槽。
“一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有时候干到凌晨一点，下了班倒床就睡，睡醒了又上班。感觉我就是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都不是一个人，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思？”他说。
太仓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管理处主任严枫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当地一家鞋厂，有一个农村来的女孩，干了两个月，存了2000多块钱，就要辞工。她说这笔钱够她玩一两个月了，没钱了再回来做，反正找工作很容易。“这种做法是老一代的农民工想都没想过的。”严枫感叹。
当第一代农民工仍然想着赚钱养老、回家修房时，第二代农民工却带着更大的抱负来到了城市。当人们还习惯于对“80后”“90后”指手画脚，突然间才发现这些带着网络时代印记的独生子女们，已经成长成各个领域的生力军。当前农民工的主体早已转换为这批生于80年代的青年人。
统计显示，16岁以上的农民工中，61％的人年龄在30岁以下，即出生在1980年之后。与吃苦耐劳的父辈们截然不同，他们有着更强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也渴望着在更广阔的空间实现自我的价值。
面对过低的工资或日复一日的机械劳动，新一代农民工的惟一选择就是离开，去寻找下一个更好的机会。单纯的涨工资，已难以留住这些年轻的新工人。
有专家直言，新一代农民工决不会被工资待遇所“绑架”。在对工资待遇提出新要求的同时，他们在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合法权益、人格尊重、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诉求，也会日益凸显。
上海天普劳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汤女士告诉记者，不少企业已经逐步意识到这种新诉求。以工作环境，甚至丰富业余生活来吸引求职者，已经越来越常见。一电子企业的招聘广告还特别承诺，公司将为员工组织篮球赛和足球赛。
“双升级”前景
在学者们看来，这一轮突如其来的“用工荒”再次昭示，低端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给正在发生着改变，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日益脆弱。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向短缺转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加之资金以及技术投入增加，农村庞大的“富余”劳动力开始了城乡之间年复一年的迁徙往返，并以低廉的人力成本支持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然而，非农产业的发展终将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从更为长远的发展图景来看，中国人口增长的拐点必然到来，届时低端的加工制造业发展将失去支撑。
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蔡■提出，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老龄化趋势正在显现，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劳动年龄人口占主导而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将消失。
这并非危言耸听。2001年一季度，全国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为0.65，也就是说，每十个人竞争6.5个工作岗位。自此以后，求人倍率不断上升：2007年一季度，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高达0.98，这一水平一直持续到2008年二季度。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年第三、第四季度的求人倍率才有所下跌，回到2003年前后0.85的水平。进入2009年，这一数据又有显著回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蔡■警告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如果不能及时行动，中国就会丧失高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学者的建议早已汗牛充栋，产业升级的计划已有蓝图。仅在2009年，中国政府已多次出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以及循环经济等产业的政策。
在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室主任张丽宾看来，当前这种供给与需求间的矛盾，是产业升级的步伐落后于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所造成的。
“当前的民工荒，在倒逼企业升级，最后实现产业升级。产业的升级，不仅会减少对劳动力总量的需求，更会提高需求的层级。现在是普工荒，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技工荒，需要大量有技术的劳动者。加大技能的培训、提高劳动者自身的素质亟须提上日程。”她解释说。
的确，产业升级离不开劳动力的升级。“农民工文化、技能水平普遍较低，只能从事简单的重复劳动，这种普通岗位，也不太容易硬性地提高工资，也难有好的发展前景。”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对记者强调，产业升级的同时，劳动力的升级是必然的。
在现实中，在各低端岗位间频繁跳槽的农民工，大多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状态。前面提到的四川乐山农民工周正福，已在南京闯荡六年之久，前后做过20多份工作，但不过是从一家工厂换到另一家工厂，从中餐店服务员换成王老吉的推销员。
对农民工来说，职业技能的培养，并不能仅靠企业转变用工策略，更依赖于技能培训。“从人口结构的变化看，劳动力迟早会出现短缺。当数量下降，弥补的惟一方法就是提高质量。不仅要为农民工提供有效的培训，更要加强职业教育，提高新成长劳动力的素质。”社科院人口学专家王美艳说。
城市化出路
在这幅美好的蓝图中，产业与劳动者的双升级，将推动中国工业化持续发展。然而，此种良性发展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城市化进程。
蔡■指出，在存在户籍制度的条件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通常是发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与劳动力供给（存在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在地理上被割裂了。劳动力供给对需求的反映，比正常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要缓慢得多，常常导致特定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大起大落。
而要实现劳动力的充分流动，除了构建更加通畅的劳务对接平台，更重要的是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
过去30多年间，生存的压力与对现代生活的渴望，碾碎了中国农民延续千年之久的土地情结。如果说上个世纪90年代涌入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还对农村有着留恋和归属感，那么对于第二代、第三代生长于网络时代的农民工们而言，农村可能只是些许模糊的印象：大部分80后、90后青年人，既不会务农又不愿务农；那种传统的农业方式，早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在蔡■看来，这也是失业潮之后，大批农民工选择迅速返城的重要原因。在一段时间内，城市若不能提供令他们安居乐业的环境，恐怕将为更严峻的社会危机埋下种子。
“户口、社会保障等制度层面的障碍太多。”王美艳表示，只有放宽户籍限制，给予外来务工者平等的社会保障及公共福利，他们才有可能安心在城市工作。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除了自己的工作收入，没有任何其他的保障。而城里人，有养老、医疗保障，失去了工作可以登记失业，能够在城市生活下去。但农民工一旦失去了工作，便什么都没有了。无论是户口、社保，还是住房、子女教育，农民工的顾虑太多。”她补充说。
2010年1月31日，新华社发布2010年以农村工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份文件再次提出，要深化户籍改革，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这或许意味着，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将有更多的农民工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而不必再像候鸟一样，在城市与农村间来来回回。
然而，这个美好的前景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的新市民或者新公民之前，“返乡潮”与“民工荒”的震荡仍将继续甚至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