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各地企业欠薪情况如何？记者日前联系了建设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得到的答复是，目前正在各地检查工资兑现情况，具体数字要到春节前才能上来。据建设部门提供的消息，在各地政府的努力下，截至2006年10月，2003年年底前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为337亿元，目前已偿付了336.82亿元，农民工工资历史陈欠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时至2006年底，来自各方面的信息显示，由于一些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制度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致使新的拖欠依然不绝于耳。
欠薪又在各地上演
为追讨一年的血汗钱，2006年12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在位于济南市山大南路上的建设市场交易中心门前，十几位农民工手持各种收据和合同，一边在寒风中不住地跺着脚，一边向人们讲述着他们在讨薪路上的种种艰辛：30多岁的王代阳是来自济南长清区万德镇的农民，经朋友介绍于2005年1月份开始，接下了济南市将军小区12号住宅楼的工程，去年4月份交工，前前后后共有500多名农民工在此干活。但一年多来，除了在施工时拿到一部分工钱外，承包方答应在交工后支付的工钱一分也没有得到。农民工们将手中的欠条大致加了一加，足足有40多万元！
2006年12月20日下午，在宝鸡发生的一起因讨要欠薪反而被打的事件，更是引起了四川省工会、法律界及媒体的关注：在宝鸡打工的四川农民工谢友远父子在要求工头结算被拖欠的工钱时，遭到几个男子用钢管、棍棒围殴，导致儿子谢宏生当场死亡，谢友远受重伤住院的严重后果。事件的结果虽属个别、令人痛惜，然而，像谢氏父子一样每到年底，为讨薪而辛苦奔波的农民工却绝非个别，他只是众多农民工讨薪路上的一个缩影。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去年3月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国家对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高度重视，在采取一系列强力措施解决的情况下，拖欠工资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前清后欠现象仍较普遍。这份报告同时显示，一些企业每月会扣留员工20％～30％的工资作为“风险抵押金”，要求工作满3年且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否则全部扣除。
“实际上，多数农民工都拿不到‘抵押金’”，一名曾在广东有过打工经历的农民工这样对记者说。他说，“一般企业主会想尽办法迫使他们‘主动’提前离厂；一些实行计件工资的单位，通过提高定额标准或降低计件单价等手段变相克扣农民工工资”。这位农民工坦言，其实农民工被克扣点工资并不可怕，大家最怕的是那些私营老板或工头将农民工工资据为己有并携款潜逃的问题发生，那要是讨起薪来，可就真变成无头案了。
另据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调研数据，目前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人中，农民工已经占有很大比例，在第二产业劳动力中，农业户口的劳动力占57.6％，其中建筑行业中，农民工占建筑工人的79.8％。与此同时，因农民工追索欠薪而诉讼至人民法院的案件数量大幅上升。据统计，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2004年审结务工人员追索工资案件是12462件，涉案标的额3.3亿元；但到了2005年审结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就上升到了25987件，涉案标的额达6.19亿元。上升数量几乎达到一倍。
追讨欠薪农民工不能承受之重
提起讨薪，很多人对历尽艰辛、为讨回自己及工友的3万元钱的河北农民工郭增光并不陌生：他奔波了整整5年，才讨回这笔原本属于他们的血汗钱。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薪，耗尽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换来的只是这样几个数字：在68名农民工中，最多的郭增光，讨回639元，最少的一人，仅174元。当被问道“在这场官司中工友、律师、政府部门，法院，谁是赢家？”他无奈地感叹道，“没有！只有包工头曲文坡是赢家。”
5年来，为了讨薪，他找过将他“带出来”的“老乡”、包工头曲文坡40多次，先后登门劳动监察大队14次，区法院11次，市中院3次。他还去过市政府、人大、建委、劳动局，以及农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十多个部门。
另外，从河北老家到北京，他共往返100多趟，每次仅车票就是70多元。他自己算了一笔账，为讨回属于自己的600多元欠款，他直接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用餐费，累计达7000多元。
这还不算援助律师所花费的成本。为帮助郭增光讨回工钱，时福茂律师直接支付的交通费、餐饮费、住宿费、复印费等共计1900多元。
有人算了一笔账，农民工讨薪需付出四大成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这四项加到一起，农民工平均讨薪的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则成本最少需要5000元，最高将超过9000元。
按照国务院三年清欠的工作目标，2006年是解决工程款拖欠即清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最后一年。全面清理农民工工资拖欠，这是政府对群众的一个郑重承诺。那么，三年过去了，清欠工作进展得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