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 2007年2月12日
采访地点 温州
采访对象 北欧中国城 董事长 王家驻
从事产业 贸易、房地产
进入国家 罗马尼亚、俄罗斯、芬兰
商业特征 像候鸟一样不断寻找适合生存的国家
1小时内，王家驻坐在温州的自家客厅接了17个电话。一个来自朝鲜，三个来自乌克兰，四个来自匈牙利，四个来自芬兰，五个来自俄罗斯。放下电话后他往往快活地嘟囔几句，也并非都是好消息，偶尔他会紧紧握住手机，不自觉地拐着一条伤腿站起，似乎要把对方从另一端拎过来，但语调仍然平静。
尽管在遥远的芬兰科沃拉市摔折了腿，这个风景如画的北欧城市并没有因此给他留下不愉快的记忆，因为他受伤的位置将变为北欧第一个中国商品批发中心。54岁的王家驻，已经是匈牙利最成功的华商之一，他对“知天命”的理解是再搏一次，他带着积累的财富和商誉试图在芬兰建一座占地200亩的“北欧中国城”。
匈牙利之旅
在1988年到1991年间，由于匈牙利方面允许中国人免签证入境，在匈的中国人数激增，布达佩斯成为中国商品的东欧集散地，也是华人进入欧洲的“桥头堡”。1994年，王家驻辞去温州科委公职，加入了赴匈牙利淘金的行列。
布达佩斯让他吃了一惊，因为“钱太好赚了”，没想到同类产品的价格与国内差距有这么大。他每天在市场上转，研究南斯拉夫人喜欢什么货，俄罗斯人喜欢什么货。当时在匈牙利商界使用的有十几种语言，哪一种语言更实用说不好，王家驻就指手画脚地和人沟通。
观察了三个月，他回到温州，将5个品种的鞋每个样品试发了一个柜，货到布达佩斯一落地马上就卖空了。“客户没有还价的，你报一个，他交了钱就提走，号码都不看。不仅是鞋，只要看到中国货，就不是选择而是抢购。” 王在匈牙利雇佣的都是本地人，他发现使用中国人尽管便宜，合作时间却不长，“来到这里都有个当老板的梦想，等把你的供货渠道、销货渠道都掌握了，招呼不打一声就蒸发了。”
沉浸在创业冲动中，人地生疏、条件艰苦对王家驻来说都不值一提，他遇到的最大烦恼却是“胃”，王在国内每餐不吃米就等于没吃饭，不要说面包，就算是馒头、面条之类的面食他也敬而远之，但在布达佩斯一日三餐只能以面包为食，总是处于半饥饿状态。
王家驻略显沉默，但做事能切中关节，对朋友慷慨重义，而且助人之后绝不向第三方提及，在华商圈子里很快赢得尊重，被称为“王哥”。每每朋友聚会，三五人的小桌就吃成了十几人的大桌。
最初匈亚利人对华人也颇为友善，双方甚至很少口角。遍地开花的中国廉价小商品为物资贫乏的匈牙利适时输血，也使其成为整个东欧的贸易中心。该国著名学者帕尔。尼日（Pal Nyiri）曾用四个“最”形容华人在匈牙利的情况：规模最大、成长最迅速、最活跃、最为举足轻重。
曾经有一段时间，王家驻和其他华商一样，认为愉快的生意方式可以长期延续。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错觉。
华人如潮水般涌入，竞争越来越激烈，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王家驻出现了“压货”现象，10个集装箱中有一两箱货会被压着。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开始‘污染’自己的形象，”王皱着眉说。国人在公共场所不讲卫生、聚众赌博等恶习就像野草一样蔓延，匈牙利人的不满与日俱增。
引爆这些矛盾的是“电话费事件”。匈牙利国际长途话费极贵，打到中国一分钟就要4美元，王家驻最初每周给太太打一次电话，太太抓住话筒不放，一次电话费就相当于一张从中国飞匈牙利的机票。王是自己承担电话费，但一些刚到匈牙利的中国人租住在当地人家里，有些人欠了几个月房租和巨额电话费后就失踪了，对那些付出信任、靠出租房屋生活的退休老人来说，巨额电话费可能成为一笔终身难以偿还的巨债。愤慨的匈牙利媒体对华人的“恶习”做了集中的、持续的报道，此后，王家驻明显感觉到“当地人对我们的态度越来越差”。
像候鸟一样迁徙
1999年后，周边国家开始出现类似的市场，匈牙利的优势渐弱，王家驻的生意随之开始走下坡路。从2002年开始，他准备寻找新的落脚点，先后考察了美国、南斯拉夫、乌克兰、俄罗斯、罗马尼亚和朝鲜。
在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王家驻感觉生意“不是我这种商人可以做的”。俄罗斯警察可以随意查看外国人的证件，见到中国人几乎百分之百地要搜身。王的朋友提醒他在俄罗斯不要从特定区域走出去，那些交过“保护费”的特定区域警察不会进入，但就在马路对面，穿着大皮靴，手持冲锋枪的警察正虎视眈眈。此外，出去游玩则必须带足零钱以便给小费。而罗马尼亚黑帮猖獗，“坐在家里也没有安全感，绑架时时可能发生”，和他一起去的几个朋友中有人决定留在罗马尼亚，却最终死于非命。
就像是一只迁徙的鸟，离开了俄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