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半辈子只知丈夫孩子的家庭主妇。她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英雄的母亲。富贵时，她拥资千万；落魄时，她捡拾垃圾……
天黑了，整条巷子的光线暗了下来。在建筑物投下的重重阴影中，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婆婆一边熟练地把地上的矿泉水瓶子装进随身携带的一条麻布口袋，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数数：第34个、第35个……一个1毛钱，今天的生活费已经“捡”够了。
一个过路的人喝完了饮料，将空瓶子扔到她的面前，“捡垃圾的，这里还有一个！”
老婆婆的身子一阵颤抖，眼泪忍不住顺着面颊直往下流——“捡垃圾的，我是捡垃圾的……”
没有人想到，她会是上世纪90年代初重庆声名赫赫的女富豪、亚新实业公司董事长罗亚军，鼎盛时期她的个人资产超过千万……然而时过境迁，所有的光环和财富都已离她远去，除了那些偶尔回想起来还觉得幸福的梦。她现在每天要面对的就是如何从垃圾里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来换回几元几十元的生活费，以及如何应付时时上门讨债的“黑社会”。
扛在弹弓上的希望
罗亚军的家，在重庆市黄桷坪派出所旁的巷子里。整个巷子都没有人知道罗亚军是谁，当提起“杨百万”这个名号时，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随之便是长叹一声。
终于找到罗亚军，她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空荡荡的房间里，摆着几件陈旧老式的家具，一台发黄的冰箱和柜式空调，是昔日富足的遗迹。
跟电话里再三婉拒采访的戒备相反，见面之后的罗亚军虽然憔悴，但和蔼可亲，和街头任何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奶奶没有两样，记者很难想像这就是那个曾经名噪一时的千万富婆。她穿着一件上世纪时兴的花衬衣，肩上还架着两片厚厚的垫肩。她说：“我已经有10年没有穿过新衣服了，这些都是当年风光的时候买的。”说起当初的辉煌，她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如果非要把我的人生分成两个阶段，我想应该是从50岁开始。50岁前，我过着平淡的家庭主妇生活，50岁后，我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男人，想着如何去改善这个家。
我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杨柏林是最乖巧明事理的，我疼得最多的也是他。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最终用自己的生命报答了我们这个家。1979年，柏林才19岁，就牺牲在了对越反击战的前线，追加为一等功臣。柏林走后，政府发放了1000元的抚恤金，握着生平见到的第一笔丰厚的钱，我哭得失了声。后来看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面有个娃娃为救战友牺牲了，看得我眼泪不停地流，他的事简直和柏林一模一样啊。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悲痛中度过的，这时偏又发现小儿子得了先天性糖尿病。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我得治好小儿子的病，治病就得花钱。柏林的抚恤金是不够的，我也舍不得动用。
有一次，邻居到我家串门聊天，说他亲戚在做棉絮加工。我正在为钱发愁，听了心里一亮，这事简单、风险小、容易上路，人家都可以做，我为什么不能做？我决定动用那笔抚恤金。
我用600元进了一车棉纱，这就剩下了400元。因为棉纱太贵，后来就一斤一斤地买。弹弓很重，起初我得走几步歇一阵，后来觉得太浪费时间，便撑着身子一路扛着走，勒得肩上红一块紫一块的。
因为图便宜，我用的是棉纺厂不要的下脚羊毛，羊毛又脏又臭，上面沾满了油和灰尘。我又是个生手，动作自然比别人要笨拙多了，也会经常被羊毛上的灰尘呛得透不过气。为了多卖，我降低卖价，别人一床卖9元，我就卖8元，直到卖出去后，才敢弹下一床。这样，辛辛苦苦地弹了一年，我手头攒下了2万元钱，望着这钱，这一年所受的苦都值了，小儿子的病也可以治了。
儿子的皮鞋厂
罗亚军言谈中夹杂着记者都感到新鲜的书面语，而她其实是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仅会写的三个字“罗亚军”还是在扫盲班里学的。“后来做生意，不晓得怎么就会认些字了。”罗亚军笑着说。记者发现，她其实是个很有幽默感的老太太，也许是被生活的重负遮蔽了。当绷紧的弦松弛下来，她变得善谈起来，也许那段时光，在罗亚军的印象中，是最快乐的。
在重庆，鞋佬们坐在挂满皮件的门面后面，指点着徒弟们叮叮当当做鞋的景象是常见的。表妹夫冉鹏程就是从这门面后面走出来的鞋匠，后来进了厂，到了重庆一家皮鞋厂的供销部。表妹夫在得知我攒下了一些钱后，便劝我办皮鞋厂，说改革开放了，要瞅准机会赚大钱。
我想了三天。弹棉絮真是很累，我一个老太婆，体力只会越来越不行。但是我不可能停下来不干呀，一是闲不下来，二呢，我已经喜欢上那种赚钱的感觉。而且，所有的钱都是用柏林的抚恤金赚来的，钱在，我就感觉儿子跟我在一起，钱让我踏实。第四天，我约了冉鹏程。于是，在他的指引下，我成了我们巷子里第一个做大“买卖”的人。
我拿那2万元钱作为启动资金，在20平米的家里办起了小型皮鞋厂，自己当起厂长来。整条巷子和巷子外的人都在说，英雄妈妈当厂长了！然而真正的军师是冉鹏程。冉鹏程说办厂要挂名，挂什么名，我一下想到大儿子的名字，就挂大儿子的名字吧，于是，“柏林皮鞋厂”诞生了。有了“柏林”，我感觉儿子重生了，我不再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