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让我们的产业结构转型更加提前了。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不是坏事，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
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实现良性循环，农民工本身也要技术进步，与不断升级的企业需求同步，这才是根本出路。
主持人：本报记者龚丹韵嘉宾：周桂明（上海华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大奔（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龚丹韵：年初以来，“用工荒”备受全社会关注。老板骑着摩托、开着轿车沿街拉人的现象，一时成为热点。你们公司今年用工情况究竟如何？
周桂明：并没有“荒”，但招工确实比以前难。我们每年大约招十五六人，分别是客服、搬运工和驾驶员。今年客服和搬运工非常难找。应聘客服的大多是应届毕业生，缺乏工作经验，人是招到了，但是面对蛮不讲理的投诉电话，没有心理承受能力。客服多数是外地女性，想早点成家，有的招呼都不打就回老家结婚，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搬运工难找，在于年龄结构和文化程度的变化。以前的搬运工，大多四十岁左右，要养家糊口，他们乐意这么干下去。现在搬运工都是二三十岁，有一定文化，没种过田，也不用养家，1500-2000元的月工资还不够他们开销。有的搬运工，每天带笔记本电脑来上班，闲着就喜欢坐在旁边玩游戏，这点工资给他上网打游戏都不够，所以大多一两个月后就走了，总想找待遇更高的，但又很难。新一代的工作理念不再是养家，而是相对舒适的生活。
去年开始，我们招聘搬运工要求中学文化程度，因为必须认识外包装上的英文字母才行。为此，搬运工薪酬待遇不断提高，用工成本平均每人增加了10%左右，最高月工资可达2000元，大学生第一年的期待薪酬也不过如此，但年轻的务工人员就是不乐意干。招工难，并不只是数量上不够，更在于匹配度低、满意率低。
龚丹韵：金融危机前后，招工情况差别大吗？
周桂明：我们毕竟不是制造业，客户以网购和IT公司为主。所以金融危机时订单没有减少，去年上半年人比较好招，下半年很多人回老家，就开始难了。本来一年只计划招聘两三次，现在人员不稳定，每月都有人离开，人事处做好了天天招人的准备。年轻员工的离职原因也千奇百怪，有的甚至只因为领导当面批评了一次，隔天就打辞职报告。
龚丹韵：目前的招工难题，会对企业的未来造成什么影响？
周桂明：提高薪酬待遇，是未来必须面对的趋势。赢利空间因此越来越小，只能不断加强管理，在节省其他成本方面花尽心思。比如驾驶员把油抽出来倒卖一直是行业的潜规则，于是我们改用专员定时定量加油，后果就是驾驶员跳槽变得频繁。各种因素盘根错节，可以明显感觉到，经济迫近转型期了。
龚丹韵：作为专家，您是否对用工荒有过具体的调研？
王大奔：去年6月，我在浦东新区外来劳动力就业保障中心有一个课题调研，当时职介所就说开始出现招工难。实际上2004年用工荒就出现苗头。随着金融危机出现，农民工大量返乡，今年才会让人感到荒得很明显。上海的工资并不算低，农民工平均可以拿到1500-1800元左右。由此推断，现在的用工荒，并不是简单的薪酬问题。
总体而言，上海的用工荒没有某些省市那么严重。原因之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与他们的父辈不太一样，除了赚钱以外，对见见世面、发展空间有更多的考虑，上海在这方面的吸引力还比较大。其次，上海的企业在劳动合同、薪酬、综合保险方面相对规范，拖欠工资少，荒的程度就会好一点。
龚丹韵：不少专家列举了今年用工荒的几大原因，您认为哪些因素确实比较关键？
王大奔：首先是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尤其是劳动力第二代的数量供给开始减少。这客观上预示着，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供需开始变化。
其次，中国整个区域经济发展逐渐走向均衡。比如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很大，每年增长都超过5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等一系列指标，中部地区已经远远高于东部地区。非农政策也给了农民工更大的选择余地，现在他们可以在老家附近实现就业，未必要到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逐渐向中西部转移，沿海地区再想维持原先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举步维艰。
龚丹韵：种种外部条件的变化，都预示着我们已到结构转型时？
王大奔：金融危机让我们的产业结构转型更加提前了。经过去年的优胜劣汰，能够挺过金
融危机的企业，多多少少都在技术进步、
管理效率上有所提高。于是经济形势好
转后，这些企业对招工会有新的要求，需
要更多有技术含量的工人，也就相对更
加找不到人。
在上海，资源消耗型产业已开始向
中西部转移，上海可能即将进入比较重
要的第三次结构调整。劳动力成本、土地
成本的倒逼，使上海不少企业相继在安徽、江西一带开分厂，为下一步转移作准备。本市的一些区县，也愿意主动在周边地区搞工业区，与外省市合作，双方得益。据我估计，上海的外来人口增长即将迈入平稳期。
龚丹韵：如此看来，用工荒只是结构调整时的一种表象而已？
王大奔：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不是坏事。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农民工现在可以用脚投票了。福利好的企业不容易发生用工荒，比如国有大型的造船厂、港务局等，不愁找不到人。而小的劳动密集型私企会相对困难，现在的小企业也开始千方百计留住员工，吃年夜饭、发礼物等，手段层出不穷。
总而言之，用工荒的出现，是经济、人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规律，当我们的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全社会面临产业调整和结构转型。发达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用工荒不是大问题，如果几十万农民工面临失业，那才是大问题。
龚丹韵：国外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
王大奔：首先还是职业教育，国外大量的职业培训由企业来策划和承担。我们目前企业的实际需求和劳动力素质出现严重的不匹配。这次两会再度提出加强职业教育，改变职校生就是差生的观念。世界上职业教育搞得最好的就是瑞士。瑞士的男学生较多选择职校，毕业后工作收入较高，而女孩子更喜欢上大学，毕业后未必找得到工作。于是在瑞士，女大学生找一位职校生男友是一件很普遍且光荣的事。
此外，也要加强市场信息的沟通。上海嘉定的汽车制造业，特地赴宝鸡招工，就是因为听说那里的技校教育质量比较好。某种程度上，地域城乡之间职业信息还不够通畅。上海的劳动力市场需要向外地更加开放，同时杜绝黑中介的诈骗。
最关键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也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不然越来越高的劳动力成本，会把企业拖垮。除非政府降低税收，才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工资，但那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实现良性循环，农民工本身也要技术进步，与不断升级的企业需求同步，这才是根本出路。
